东西问丨郭中华：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？

30 Nov. 2018

作者：开云小编
足球,篮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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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诗词与马之间存在着深厚的联系，马作为一种文化符号，在中国文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郭中华在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时，阐述了涉马边塞诗词如何成为新疆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生动载体。

马在中国拥有悠久的马文化历史，人与马的关系十分密切，历代不乏爱马、养马之人。因此，马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。从先秦的《诗经》到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马的意象贯穿其中，如《诗经》中的“陟彼高冈，我马玄黄”，唐诗中的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宋词中的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”，以及元曲中的“古道西风瘦马”。在文人笔下，马早已超越了交通工具的意义，成为精神图腾、情感寄托和人生写照，是承载时代精神和文人情怀的复合文化符号，也是连接诗人与时代、个人与国家的纽带。

涉马边塞诗词之所以能有效促进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，原因有二。首先，这些诗词是塑造和传播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。张骞通西域后，丝绸之路开启，东西方交往随之而来，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联系也由此建立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和《汉书·西域传》均记载了西域出产良马，特别是大宛“天马”，成为汉代诗赋歌颂的对象。汉武帝创作的《天马歌》等诗歌，将西域良马神化为“天授神物”，赋予其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，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将西域纳入了主流叙事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民族迁徙频繁，西域与中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联系持续不断。前凉在高昌设郡，中原制度西传，同时西域的胡马大量输入中原，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。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进一步发展，如曹植《白马篇》中的“白马饰金羁，连翩西北驰”，张华《壮士篇》中的“乘我大宛马，抚我繁弱弓”等诗句，虽然是泛泛而写，但“大宛马”和“西北驰”明确指向了西域方向，暗含着对该地区的军事想象。

唐代是涉马边塞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。这得益于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、北庭都护府，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。同时，以岑参、高适、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，重塑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。特别是岑参，两次深入西域腹地，创作了大量西域边塞诗，为后人树立了边塞书写的典范。他的诗句如“胡地苜蓿美，轮台征马肥”、“马疾过飞鸟，天穷超夕阳”、“平沙向旅馆，匹马随飞鸿。孤城倚大碛，海气迎边空”等，都描绘了西域以马为代表的地理风貌。

唐代之后，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绵延不绝。宋代的汪元量、陆游，元代的耶律楚材、丘处机，明代的陈诚、吴伟业，清代的蒋平阶、纪昀等，都留下了不少边塞作品。在这些作品中，马不仅是物质载体，还承载了作者对西域边疆的描绘和情感投射，更是“帝国威德远播”的文学象征。诗人以西域为背景，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。西域的马种、乐舞和军事活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，形成了“现实—象征—审美”一体化的涉马文学体系。通过这一体系，一个自然风光辽阔壮丽、人文风情独特迷人的西域形象得以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。

其次，从历史进程来看，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。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和传播，龟兹乐、疏勒乐等西域乐舞，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、鼓角之声等，通过诗歌的形式传入中原音乐体系，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。宋代沈辽的《龟兹舞》诗提到“龟兹舞，始自汉时入乐府”，唐代十部乐中有五部来自西域。诗歌与胡乐的结合，使得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，还兼具表演性和仪式感，推动了西域乐舞文化在中原军中和民间广泛传播，甚至出现了长安“胡风”盛行的现象。与之相应，西域的各种习俗也逐渐渗透到中原士人的生活中。

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，中原的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。在尼雅和楼兰等地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，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时期文书，以及库车附近发现的汉文典籍，都为这一交流提供了有力证据。西域出现了汉语和“胡语”通用的情况，许多西域民众精通汉语。魏晋以后，西域民众研习汉文化成为风气。《新唐书》记载哥舒翰“好读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汉书》”。岑参诗中有“花门将军善胡歌，叶河藩王能汉语”的描述，耶律楚材也提到“素袖佳人学汉舞，碧髯官妓拨胡琴”。元代涌现出贯云石、萨都剌等一批文化修养较高的西域作家，并形成了高昌偰氏文学家族、高昌廉氏文学家族等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。

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，也促进了西域马文化和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。在交通运输、生产贸易、民俗娱乐等领域，马的身影无处不在。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，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。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、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，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
在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，马这一文学意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历代涉马边塞诗词表明，马的文化内涵是一个逐步丰富和拓展的历史过程。在不同时期、地域和民族中，马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，尤其是马背民族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。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词进行交流和融合，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。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，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，也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，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明。

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，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，已超越单一族群的界限，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、现实与理想、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。它凝聚了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和中原士人的建功立业的志向，寄托着边塞情怀和家国意识，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、情感联结的核心镜像之一，映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，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。